1941年9月21日，重庆北碚。当日食的阴影缓缓遮蔽天空，在一座名为象庄的简朴院落里，竺可桢俯身案前，在观测记录上郑重写下：“日中黑子九枚。”

这一刻，浓缩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专注与坚守。这处嘉陵江畔的临时栖所，不仅庇护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薪火，更见证了一段在炮火中仰望苍穹，于困顿中笔耕不辍的传奇。

故事始于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竺可桢率气象研究所同人，携27箱精密仪器、30余箱文献资料，踏上西迁征程，从南京北极阁到重庆曾家岩，再到张家沱，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颠沛和危机。直到1940年3月，他们在北碚水井湾寻得一处小山。竺可桢在日记中描绘其地形：“自东面张家沱观俨然为山，但自西面看则在平地耳”——他将其命名为象山，研究所所在屋舍遂称“象庄”。

1942年7月, “象庄”建成风仪台，安装达因式风向风速仪，开启24小时连续风速记录。 北碚博物馆供图

象庄极为简朴，仅有五栋竹墙平房，但这里云集了涂长望、赵九章、叶笃正、吕炯、高由禧等一众气象学大家，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引领着气象事业艰难前行。

观测，是象庄每日跳动的脉搏。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本所及其直属测候所（如贵阳、包头等地测候所）除开展每日必须的地面气象观测外，还要为各航站提供地面观测报告。1940年，气象研究所设立缙云山缙云寺测候所，培训僧人参与观测，有力支援了中美双方对日作战。抗战期间，气象研究所依托象庄，坚持绘制天气图、承担全国授时工作，为战时军事指挥与防空调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竺可桢推动建立的气象观测、预报与科研体系，在战火中从未间断运转。至1941年，仅重庆一地，他们便布设了33个测候所，织就起一张细密的地面监测网络；次年，一座现代化的风仪台拔地而起，率先采用达因式风向风速仪，开启了24小时连续风速记录工作，并同步开展高空测风气球观测。

故事里不只有宏大的布局，更多的，是油灯下的世界。陶诗言后来回忆：“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晚上就是柴油灯，我就在柴油灯下看书。”“两个礼拜放一次气球，自己制氢，一直到气球放上去。”——寥寥数语，勾勒出那段“苦得很”却心无旁骛、潜心钻研的岁月。

竺可桢的视野，从未被战火局限。在系统记录气温、气压等观测数据的同时，他深耕古史，根据二十八宿考据与西方历史资料，潜心研究几千年来天体运行的准确情况和变迁，撰写了论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这也成为他后来创立历史气候学的重要基础。象庄时期，科研工作者还开展了系统的自然物候观测，详细记录桃、李、柳等树木的物候变化及候鸟迁徙规律，为我国现代物候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基础数据。

今天，象庄的建筑已隐入历史尘烟，但那段烽火中坚守的故事正在被重新唤醒。北碚计划建设的气象历史陈列馆，将追溯这段往事。正如竺可桢所言“物候常有变，君心未见移”。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那份始于象庄、源于烽火的“观云测天”的初心，那份对苍穹的永恒追问与忠实记录，早已融入气象人的血脉，成为后来者守护万里山河、继承气象事业的不竭薪火。

（作者：李俊 吉莉 叶彬利 责任编辑：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