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提出的“3060”双碳目标，正在一步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在当前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以法治手段确保实现“双碳”目标，时机已到。

　　“运用法治手段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张天任说，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后，国际社会迎来了第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高潮，欧盟、英国、菲律宾、韩国先后开展相关立法。2015年，《巴黎协定》出台，国际上掀起了第二轮立法高潮，法国、芬兰、德国、新西兰等相继针对气候变化工作立法。

　　张天任认为，对于我国来说，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有利于提高科学、精准、依法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能力和水平，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提供法律工具和方法，彰显我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法治决心，巩固我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地位。

　　当前，我国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分散在多个互相关联的领域，如污染防治领域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生态保护领域的《森林法》《草原法》，能源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法》，以及气象领域的《气象法》。张天任说，上述法律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了充分的法律准备，但由于各有明确的立法目的，不利于统筹推进应对。

　　“《湿地保护法》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目的是加强湿地保护，没有强调湿地的碳汇作用。”张天任说，全球湿地的碳储存总量约占12%～24%，是非常重要的碳汇，而目前的《湿地保护法》还无法承载双碳目标的需求。

　　从另一面看，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实际操作中也需要法律支撑。2021年10月，《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各级政府、各部门纷纷出台实施方案。但截至目前，碳排放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主要职能、事权划分、监督问责等均未通过立法进行规范，国家和地方所设定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和配额分配规则，法律授权也不够明确，甚至是碳排放权本身的法律属性也不够清晰，成为影响“双碳”目标的一大制度短板。

　　张天任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出台，可以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为行政监管提供法治保障，各项碳减排活动也有了法律授权。对于我国践行实现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这一法治保障尤为必要。

　　（作者：刘钊 责任编辑：栾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