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影响到了经济、社会、民生领域，并进一步政治化了。在“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中国政府自主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为实现上述目标，“绿色”、“低碳”成为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选择。那么，究竟如何创新中国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光明日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之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后哥本哈根时代
　　记者:“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杜祥琬:应对气候变化今后将成为一个长期的、新的斗争领域。发达国家逃避责任并企图制约我国发展,使得“捆绑”与反“捆绑”成为政治博弈、经济竞争的新焦点。对我国而言,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会增大,“责任论”、“威胁论”会伺机抬头。
　　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中国练好内功才是根本。我国在维护发展权的同时,主动作出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承诺,不仅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态度,更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真正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内在需求——其核心与内涵就是“绿色、低碳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战略呼唤“低碳”与“绿色”
　　记者:为什么说在发展方式上“低碳”和“绿色”并行不悖?
　　杜祥琬: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排放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因而,低碳与绿色(低污染)也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但就中国能源的具体情况而言,这是两个方向上高度一致的概念——走向低碳和走向绿色并行不悖。
　　记者:目前国际媒体对发展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赞扬有加,您对此如何看待?
　　杜祥琬:中国需要发展,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才30年,成就巨大,但这个阶段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几个初级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来说资源消耗较大,还是以牺牲一定的环境为代价的。美国人莱斯特·R·布朗说:“西方那种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小汽车为中心、一次性产品泛滥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应该被淘汰的、使人类文明陷入危机的模式。”中国必须创新自己的发展方式,即由粗放的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率,实现经济-环境双赢。
　　我国提出“科学发展”,是对发展方式、发展道路的新觉醒,但是目前我们的不少工作离科学发展还相去甚远。“中国模式”尚在探索中,对于国际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赞扬”,我们需冷静对待,力求成功,以掌握历史的主动。
中国能源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
　　记者:中国应该如何走“低碳、绿色能源”道路?
　　杜祥琬:作为经济、环境双赢的能源战略,“低碳、绿色能源战略”的内涵是:通过三个子战略,发展三种概念的绿色能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能源道路。 　　其一,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我们必须提倡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节约型消费体系,在全社会倡导“适度的物质消费、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对“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中国的人均能耗、人均轿车数、人均排污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必须控制在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相应水平,这是“节约型社会”的必然内涵,也是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要求。
　　其二,洁净化利用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使这一“黑色”能源逐步“绿色化”。煤炭在总能源中的比重应逐步下降,到2050年可压至40%以下。以后,总能源的增量将由清洁新能源补充。与此同时,煤炭的洁净度、安全性和利用效率将逐步提高,煤炭的战略地位将调整为重要的基础能源。
　　其三,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展,使其成为中国能源的绿色支柱。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由补充传统能源提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并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能源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日程表该如何安排?
　　杜祥琬:本世纪上半期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过渡期、转型期,将目前比较低效、粗放、污染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洁净、高效、节约、多元、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能源结构、颜色和质量将发生革命性变革。从半个世纪后的长远看,中国能源将可持续发展。
　　今后20年是这个转型期中的攻坚期(困难期):新型洁净能源要突破,煤炭洁净化利用需付出巨大努力,节能、提效要花大力气,石油替代需攻关,电力系统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农村的能源形态要逐步现代化,能源的供需模式需要转型……2020年前的10年是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期。
　　中国古代的哲人充满智慧,却不可能告诉我们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何持续发展。世界上许多先进的发达国家各有所长,但不可能创造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创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低碳能源战略是这条道路的要素、这条道路的创新,将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来源：光明网 责任编辑：韩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