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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长安十二时辰》的幕后“推手”? 来源:中国气象报 日期:2019年07月23日07:32

  段昊书

  近日上线的《长安十二时辰》,凭借出众口碑,一跃跻身主流影视剧评论网站“2019年国产古装剧好评榜”榜首。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死囚“不良帅”(唐代缉盗官职)张小敬,与“大唐版CIA”靖安司司丞李泌(剧中写作“李必”)携手,在十二个时辰(24小时)之内,缉拿混入长安的可疑人员,化解一场“恐怖袭击”,最终解救黎民百姓的故事。

  马伯庸坦言,小说创意源自美剧《24小时》。不同之处在于,小说不仅是一个反恐故事,更折射出深层的历史原因——安史之乱发生前政治暗流涌动,社会矛盾激化,大唐已如正午之阳,由盛转衰。故事虽是虚构,但《长安十二时辰》的历史、人物背景却是真实的。笔者想和大家聊的是,在盛唐衰落的背后,包括募兵制兴起、边境危局以及藩镇割据等,都有着气候变化的“推手”。

  气候变化促使社会动乱

  《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三年,即公元744年,安史之乱前11年。

  唐朝的国运在唐玄宗时代由顶峰一路跌落,安史之乱是一个历史的“拐点”。而对于战争和动乱的发生,古气候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则有独特的看法。

  2007年11月,《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化与战争等动乱发生相互关系的一份研究报告。这项研究以公元1400年至1900年这段历史时期为研究样本,利用近年来历史、考古和科学研究领域所获得的历史温度变化、农业产量、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规模等几方面的数据,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这几组数据的波动曲线加以比较和分析,结果显示——

  1、气候温度与粮食产量的曲线波动,无论是时间区间、波形转折点还是波幅的震荡幅度,都是同步的;

  2、无论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数据,都证明战争发生频率跟温度变化同样显著相关,战争发生频率的峰值总是出现在气候偏冷期;

  3、气候变冷会导致战争,会迫使人口迁徙,甚至造成饥荒,这些都会推动“带菌者”的流动和蔓延,从而造成传染病大范围暴发。

  譬如,在 “小冰期”最寒冷的17世纪,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发生过生态和社会的灾难。中国明朝末年严重的气候灾害造成饥饿、瘟疫,引发农民起义和后金南侵,导致明朝崩溃;而在欧洲,17世纪不仅战争频发,而且食物严重短缺,当时欧洲人的平均身高比16世纪和18世纪要矮近3厘米。

  Tips:“小冰期”是地球结束第四纪冰期以来,一些相对比较冷的时期,平均气温下降只有1℃至2℃,但足以对农业生产及社会造成深远影响。

  唐朝是否遭遇了“小冰期”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依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研究了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他认为历史上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周期性上下波动。其中,隋唐时期整体属于温暖期。譬如,史书记载,公元650年、689年、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的气候温暖可见一斑。

  晚唐诗人杜牧在《七绝·过华清宫》中提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前,人们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是从岭南运输而来,但是,即便快马加鞭,从广东运输新鲜荔枝仍是不现实的。

  同为唐朝文人,张九龄说“南阳郡出荔枝焉”,白居易云“荔枝生巴峡间”。可见,中唐以前,由于气候较温暖,川渝也能出产荔枝;从距离上看,巴蜀出产的荔枝,快马送达陕西也刚刚合适。

根据历史资料推断,中唐以前,由于气候较温暖,川渝也能产出荔枝。

  整体偏温暖的气候给大唐繁荣带来了机遇,但不期而至的“小插曲”却扰动了历史进程。

  学者马德在《气候颠覆历史》一文中举证称,2003年,中国科学院一研究团队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发表一篇利用溶洞石笋探测古代气候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通过对北京石花洞内石笋进行测定,发现在公元720年至750年之间,气温有一个明显低谷。而这段时间正是安史之乱之前的二三十年,而北京当时属范阳节度使辖区——即安禄山所属藩镇。

  而学者通过对树木年轮、冰川冰芯的研究也证实,大约公元700年前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从青藏高原中东部到我国北方地区,气温比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一个明显低谷。这些地区也是吐蕃、突厥等政权控制区域。

  西南大学教授蓝勇则认为:以百年尺度而论,在唐代300多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成两个时期,其中以8世纪中期为转折点。8世纪中期以前,气候整体温暖湿润,这导致唐代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增长,农作物单产量提高;但在这之后,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农牧业生产环境转差。

  有趣的是,还有研究人员对《全唐诗》中的咏梅诗做了统计,发现以长安为背景的咏梅诗,其写作时间似乎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之前的数量很多,之后的数量则急剧减少。

  梅花原产中国西南部,它喜温暖湿润气候。过去,北方寒冷气候下少有梅花,直到现代农业栽培技术出现以后,梅花在黄河以北才可安全露地越冬。因此,也有人认为,咏梅诗的变化,反映了关中地区气候由暖湿转为干冷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发生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正处于气候由暖转冷的“转折期”。

  府兵制崩溃埋下祸根

  故事,还是要回到主角张小敬身上。

  在张小敬这些“募兵”之前,唐代的边防军制叫做“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其训练征发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折冲府负责。将领由中央选派,不会与士兵形成隶属关系。这种制度既可以为国家提供数量庞大且稳定的兵源,也不会造成地方武装割据;同时由于府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减少国家负担。

  唐初数十年间,气候环境较好,府兵闲时耕种一季便可温饱,总体生活条件较好,人心思治,也能保证正常的军事训练,所谓“三时农耕,一时教战”。

  在唐朝中期,形势发生转变。

  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均田制、租庸调制因为土地兼并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府兵无田可耕。气候变化则是另一“推手”,由于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对气候转冷更为敏感,游牧族群生存环境恶化,被迫向农耕地区转移,唐朝边疆陷入全面危机之中,频繁而长期的边境战争使唐朝府兵制几乎崩溃。灾害偏多也使府兵闲时自耕难以自给自足。

  因此,从武则天时期起,就出现由边镇就地募兵、直接指挥的“募兵制”,而掌控边镇军政财政大权的,叫做“节度使”。张小敬这些募兵属于职业军人,不事农桑。在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气候转冷、灾害多发而愈发薄弱之时,募兵的产生看似解决了“兵源”问题,却加重了百姓税赋,不啻于饮鸩止渴。

  此时,独揽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权的安禄山,抓住外部边境危机、内部因灾年而脱田的流民增多等“不稳定”因素,趁机扩充募兵,最终纠集了助其叛乱的私人武装。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气候推动中唐危机”的路线图:

  (1)气候转冷→北方游牧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生存环境转差→游牧民族向中原转移→西南吐蕃崛起、北方突厥反叛→边境战争频繁,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形成;

  (2)气候转冷→中原农业生产环境转差→府兵自耕难以维持后勤→募兵制形成;

  (3)募兵制形成→(安禄山等)借助边防压力扩充私人募兵→抓住中原农业生产条件转差、赋税加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机扩充私人募兵→寻求反叛、割据。

  回到小说/电视剧。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突厥狼卫对长安策划“恐怖袭击”的背后,正是源于游牧族群向中原寻求生存空间,从而导致双方斗争白热化。而长安城内的波谲云诡,已然能看到安禄山等野心家背后操作的影子。至于最终出现了试图撼动大树的“蚍蜉”,则是在社会矛盾极端激化下,募兵制所孕育的后果。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诱因,推动着这些事情发生,但封建王朝的腐朽体制、官员的贪婪、野心家的操控,则是一切的根源。

  讽刺的是,张小敬和李泌虽然阻止了“阙勒霍多”毁掉长安,但在11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的大军却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

  参考资料: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马德《气候颠覆历史》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9年7月23日四版 责任编辑: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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